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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○施权新 　　在中国历史上，赵抃（公元-年）以清亷正直的形象，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事跡，为当世所重，韩琦、司马光、欧阳修、苏轼以及宋仁宗、宋神宗等均对他有很高的评价。他一生宦游河北、中州、江南、西蜀，所到之处都留下蔼然政声。他不仅平生不治产业，两袖清风为人称颂不已，并且弹劾不避权贵，无论宰相陈执中、宣徽使王拱辰、还是枢密使王德用、参知政事刘沆等这些宰辅级人物，或因不法、或因不称职，都被他论罢官职，因而有铁面御史之誉；他保举人材、保护正义也不遗余力，无论官卑职微，还是草泽野民，均在他的举护之列，吴充、鞠直卿、欧阳修、苏洵、张中理等都由其力荐，或留任于朝，或征辟入仕，大都成为能臣良吏。韩琦说他是：“世人标表，真不可及。”（《宋史?????????????????赵抃传》）苏东坡说他有“东郭顺子之清；孟献子之贤；郑子产之政；晋叔向之言，兼而有之，不几于全乎！”（《苏东坡全集》卷86《清献赵公神道碑》）。他去世以后，皇帝谥号“清献”。在以后近千年的时间里，人们凡到他仕历、居住过的地方，读到他的著作，见到他的手迹，无不感叹万千，留下许许多多尊仰爱戴、表示要以他为楷模的文字。他一生事迹很多，而“墓碑所著乃其一、二大者”（许景衡《横塘集》卷二十二《跋遗直碑》），许多已佚失了。他有两年多时间在蜀州江源县（今崇州江源镇）任县令，离任几年后又再次经过江源。然而，他在江源的很多事迹也不见有明确的文字记载。本文试就几个问题作一些探索。 　　一、任职时间 　　《宋史?赵抃传》：“赵抃，字阅道，衢州西安（今浙江衢州市）人。进士及第，为武安军节度推官……知崇安、海陵、江原三县，通判泗州……”文字极简略。照此推算，赵抃考中进士解褐为官后，历三任才到江源，没有言及任江源的具体时间。苏东坡的《清献赵公神道碑》云：“中景祐元年（）进士乙科，为武安军节度推官……阅岁举监潭之粮科，岁满改著作佐郎知建州崇安，徙通判宜州……未几以越国（按：赵抃之母徐氏封越国太夫人）丧，庐于墓三年。终丧，起知泰州海陵，复知蜀州江源。还通判泗州。”敘述较《宋史》为详。但仍无具体时间。若以中进士以后立即得官，再在武安军节度阅岁，则已是景祐二年或三年。潭州监粮科又岁满，则为景祐三年或四年。宋朝制度，知县任期一般是二到三年，以在建州崇安三年计，其时应在宝元、庆历年间，即公元年后了。到宜州不久（姑以一年计算）就丁母忧守孝三年，服除知海陵县再历三年，徙任蜀州时已是皇祐初（）的事了。当然，这只是大致推断。 　　据《宋会要辑稿?职官》四十七：“至和元年十月二日，殿中侍御史赵抃言……”则至迟在至和元年（公元年）上半年因翰林学士曾公亮的推荐进京做御史了。此年刚改元，同时也是皇祐末年，距皇祐元年共五年，其间赵抃历江源县令和泗州通判两任，符合州县官任期的规定。若以泗州通判任两年，则至迟在公元年他已离开江源了。 　　赵抃《清献集》卷三有《再经江原县有作》一诗： 　　徙命乘轺入锦川,岷沱寒霁好人烟。 　　弹琴旧治俄三政,持斧重来未十年。 　　欲去民忧同乐此,敢孤朝寄独恬然。 　　邑城东望踟蹰久,魏阙天遥里数千。 　　这是他任成都路转运使时到青城山，转道再次经过江源拜访张景通时所作。《渑水燕谈录》卷五：“治平初，龙图阁直学士赵公（抃）镇成都……熙宁秋奉诏再镇成都。”据《宋史》及《神道碑》初镇时为转运使，再镇时为成都知府。张景通在嘉祐中即家拜将作监主簿（详下节），后改著作郎。《宋会要辑稿?兵》之二十一：“嘉祐三年（公元年）十二月十一日知成都府赵抃言……”同书《选举》三十四：“嘉祐五年（公元年）九月十八日，以眉州进士苏洵为秘书省校书郎。成都府路转运使赵抃言洵言行推于乡里，故有是命。”也就是说嘉祐五年九月之前在成都转运使任上，而《会要》前文知成都府应是转运使之误，因为无论《宋史》、《神道碑》都记任转运使在前，成都府在后。《宋会要辑稿》又记：“嘉祐五年八月六日，命右司谏赵抃……等试国子监举人。”（《选举》三十四）则此年八月以前他己回京了。嘉祐六年四月又有知虔州的任命。同书《职官》四十八：“治平元年（公元年）五月二十一日，三司言河北都转运使赵抃乞罢提点刑狱。”治平初年已在河北，《渑水燕谈录》显然误记。这样，赵抃为成都转运使的确切时间应为嘉祐三年至五年八月之前，约两年多，与宋制相符。从嘉祐三年或五年上推十年，为庆历八年（公元年）或皇祐二年（公元年），诗云“重来未十年”，不到十年应为皇祐元年前后。“弹琴旧治俄三政”中的政，指治政，意为治理三年；政又通正，指正月，过了三个正月，这里诗意双关。以此推算，赵抃在江源的时间应为庆历八年年末至皇祐三年，经皇祐元年、二年、三年的三个正月。《清献集》卷三《过岭回寄张景通先生兼示邑下同人》云“二年官役愧能名，贤得斯人幸合并。”知道赵在江源的时间只有两年或多一点，虽然跨了三个年头。这和《清献赵公神道碑》所记仕历的时间是吻合的。再者，张方平《乐全集》卷三十三《蜀州修天目寺记》有“尚书郎王君略领州，曲台杨君瑜为之倅……越皇祐初年季春”之语，记蜀州诸官重修天目寺事。倅即通判，此即赵抃诗《蜀倅杨瑜邀游罨画池》（《清献集》卷一）之楊瑜，后来赵送他调任外地时也有诗。而张方平此记落款为皇祐二年六月二十八日，坐实此年前后赵抃在江源，与上面的推算完全一致。《清献集》卷二《酬张唐英》句云：“予方谳狱唐安归，火云炽日交炎威。炉烘炭赫几千里……肤汗如雨淋漓挥……”。按邹浩《道乡集》卷三十五《张唐英墓志铭》：“张唐英，常州宜兴人。元丰八年策试第一，赐进士出身，调蜀州江源尉。”（施按：元丰八年有误，因元丰七年赵抃已去世。应为嘉祐八年或熙宁八年。）张唐英寄诗送赵抃，赵抃答此诗回忆其离江源后即是盛夏，则皇祐三年春末夏初业已卸任了。 　　二、兴学成效 　　赵抃在江源期间有何政绩，史籍不详，野史亦缺记载。年版《崇庆县志》所载惩治不法吏目、取缔妖祀、法办违戒僧道诸事，《宋史????赵抃传》及《清献赵公神道碑》系在任成都转运使及为成都知府时，而非江源任期，不知《县志》所本。然而他在江源开渠引流，虽然工程不大，但溉及县圃及其近郊，其功非微，语存《清献集?与二弟抗、扬引流联句》。记在民国《崇庆县志?赵抃传》的关于他在江源劝学之事，说由此可见他的铁面风范，似乎未为妥帖。但由于劝学使蜀州人才脱颖而出却是不争的事实。 　　蜀地自西汉文翁兴学以来，学比齐鲁。汉代人物辈出。晋、唐时居民耽于生计无忧，虽好学而不思仕进。即所谓“蜀士知向学而不乐仕宦。”（《东都事略》卷四十五《张咏传》）王小波起义后，张咏任成都知府，积极鼓励士人从学入仕，“案郡人张及、李畋、张逵者皆有学行，为乡里所服，遂延奖加礼，敦勉就举。”（同上）这三人赴举便登科，于是“蜀士知劝，蜀学大振”（同上）。赵抃知江源，继承张咏的做法，有韩琦《安阳集》卷17《送赵资政再尹西蜀》有句云“再来人乐似乖崖”可证。（案，张咏字乖崖）激劝诸生，余绪方艾，经常入学巡视，时时关心他们，有《劝学示江原诸生》诗曰： 　　古人名教在诗书，浅学颓风好力扶。 　　口诵圣贤皆进士，身为仁义始真儒。 　　任从客笑原思病，莫管时讥孟子迂。 　　通要设施穷要乐，不须随世问枯荣。 　　教育诸生努力学习，身体力行，从而成为可以进授爵禄（所谓进士，即做官）的人。那时虽诏令天下州郡立学官，州郡始有教授，但四川50余州仅成都、夔州、梓州三地才有，直到崇宁时以郡小应举人少的二、三州共立学官设教授，才基本覆盖全国州郡（参见南宋汪应辰《文定集》卷三《论添差员缺》）。赵抃时蜀州没有学官，更不要说江源了。因此他在办学的同时还要亲自授课，或请张中理协助教学，所以有“贤得斯人幸合并”之说。 　　江源自古也是诗礼之乡，尤以家学为盛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张氏家族。赵抃任江源时，张中理景通、张中庸元常等均是学识渊博、为人正直的知识份子。据《清献集》卷一《张景通先生书堂》：“志士博古今，名贤口诵圣。”“学易到深处，研几剧精进。”“先生抱蜀奇”；以及司马光《送张兵部中庸知遂州》：“人间富贵非不有,似君荣耀世亦稀.闻道西州遗像在,使我涕泗空沾衣.”（转引自《宋诗纪事》卷十一）等的描述，可知张氏学有渊源、仕有成就、徒众甚多，这些徒众都是“入贤不入佞”“敌邪以道勝”（《清献集》卷一《张景通先生书堂》）的正人君子，品德是高尚的。而附近的少年也来善颂堂听讲，所谓“构堂宾族聚於斯。”（《清献集》卷四《江源张著作善颂堂》）就是当时的盛况。张景通尽力协助赵抃治理，取得不小成就，赵抃被誉为能吏（由此也可知道他在江源的政绩甚夥）。赵抃深为感激：“二年官役愧能名，贤得斯人幸合并。”赵抃是深知他的能力的。但张中理也是个“向学而不乐仕宦”的人，县里多次推荐他进入仕途他都没有接受。民国《崇庆县志?士女》说他：“举逸民不就，即家拜将作监主簿。”那么，是谁荐举他到皇帝那儿拜将作监主簿的呢？《县志》没有说。是赵抃。据《宋会要辑稿?选举》卷三十四：“嘉祐五年十月十四日敇诸路奏举有行义文学之士，会本州长史敦遣赴阙……蜀州张中理……辞不就试……拜将作监主簿。”其时，正是赵抃卸成都路（诸路之一）转运使，刚刚到过江源回京之时，恰逢此诏令且对张深知，故有是荐，否则不会如此巧合。赵在江源任上时也推荐过他，从赵诗“几度孝廉交郡辟，一生文行出乡评。”可以证明。（《清献集》卷三《过岭回寄张景通先生兼示邑下同人》）此诗写在初任江源后回京途中，是回忆在江源的见闻经历的。无奈那时官小言轻，没有引起上级重视。进京做御史以后声名鹊起，又历成都转运使，再次推荐，也就受到皇帝的嘉许了。 　　赵抃是极力鼓励江源学子为国效力的，现在我们虽然没有看到这方面的直接记载，但从以上介绍以及他在江源劝学和推荐张中理以后，陆续有人进入官场，江源人的名字不断出现在典籍中完全可以推知。比张中理年小的张中庸考中进士任开封府通判，修筑汴河河堤，以兵部郎中知遂州。张中理的儿子公瑾、公裕分别在元祐时考取功名，公瑾赠太师、公裕官太常博士。其侄公邵历任县令、公庠为邛州知州。公瑾的儿子张深为夔州路转运判官；公裕的儿子张洞、张浩、张洪等相继考中进士。到南宋，江源士子纷纷勇于仕进，胡晋臣以类省试状元做到参知政事、知枢密院事，成为制定国策的核心人物之一。鲜于申之、鲜于大任、胡仲舒、樊汉广、扈仲荣……等等或为知州、提刑，治理一方，卓有成就；或为通判、县令，政绩斐然。而张氏仍然学源不绝，张縯、张钧、张从祖等先后进入馆阁，有大量著作，至今还能见到雪泥鸿爪。当然其中有朝廷取士向蜀地倾斜的原因，也有后来的蜀州知州如北海人侍其鈜“慨然诚意助乐、育鼓箧”等使“文雅光耀前世”（葛胜仲《丹阳集》卷十三《右朝散大夫侍其公墓志铭》）的继承和努力，但赵抃首创县学、鼓励蜀州学人为国效力是不容忽视的。可惜的是南宋端平中，元人大举入侵四川，百姓常忧兵患，自顾不暇，崇庆府兴盛一百多年的学风宦历便日趋萧条了。 　　三、关于琴鹤 　　今崇州城罨画池之名始见于赵抃诗《蜀倅杨瑜邀游罨画池》（《清献集》卷一），池中有琴鹤堂、暝琴待鹤之轩等与赵抃相关的名称。江源镇有杜赵祠、琴鹤桥等纪念赵抃的建筑和《双土地》《白鹤仙子》等赞誉赵抃的传说，可见赵抃在江源有根深蒂固、由来已久的影响。且都以琴鹤来譬喻赵抃的清亷勤勉及自律。 　　关于赵抃琴鹤的故事源于稍迟于他的北宋沈括《梦溪笔谈》卷十：“赵阅道为成都转运使，唯携一琴一鹤一龟，坐则看龟鼓琴。尝过青城山，遇雪，舍于逆旅。逆旅主人不知其使者也，或慢狎之，公颓然鼓琴不顾。”曾经在四川做官的彭乘在其《墨客挥犀》中有相同的记载。元人托克托修《宋史?赵抃传》：“神宗立，召为谏院……及谢，帝曰：闻卿匹马入蜀，以一琴一鹤自随，为政简易，亦称是乎？”与《梦溪笔谈》不同的是这里并未说为成都转运使时，只言入蜀带琴鹤，没有说龟。而赵抃前后四次入蜀，究竟是哪次？再以《梦溪笔谈》证之，是游青城时。而游青城亦有两次，一次为江源任上，写有《游青城山》五言古诗十二韵，诗里有“还作更来期”（《清献集》卷三）之约，可知是笫一次。第二次在为转运使时，有《谒青城山》及《游青城山》两首七言律诗。在青城逆旅之事如果不是在转运使时，就是初次入蜀任江源之时。 　　江源有杜赵祠，原址为大庙村大庙（又称土主祠）所在地，明代史乘记为赵抃所建。明代嘉靖中崇庆知州谭纯在《土主祠碑记》中说：“后人以清献公并祀焉。”（民国《崇庆县志??宗教》）年文物普查在大庙遗址拾得唐砖及宋瓦残片，证明该祠在唐代就有，赵抃为重修或扩修。并祀赵抃在宋代而非明代。宋代百姓为有影响的地方官筑生祠，屡见不鲜，何况声誉如此卓著的赵抃！江源有如此多的琴鹤地名和故事并非偶然，连不懂史藉不识字的老百姓中都流传着琴鹤故事，必是其事早就在其地有深刻的影响，绝不会是抄袭史籍。因此，琴鹤故事并非在任成都转运使时才有，如果在成都有很大影响的话，何以成都没有留下关于琴鹤的遗迹和哪怕一个小故事呢？也不是在重经江源时才携来，仅经过时带来，这个故事是不会在百姓中有很大影响的。再则，江源传说绝不及龟，与沈括笔记记载不合，使人感到奇怪。案《清献集》卷三有诗题《新定获龟，继得梓漕，携之赴官》，记自己养龟是在第二次入蜀，赴梓漕中途改成都路转运使时，赴梓漕在任江源后，《清献赵公神道碑》记载很清楚。江源人没有也不可能见到他携龟，所以没有龟的故事，同时也反证携琴鹤至江源早于任成都。 　　如果说这还只是一种推断的话，北宋末年叶梦得的《石林诗话》开篇就说得非常明白：“赵清献以清德服一世，平生蓄雷氏琴一张，鹤与白龟各一，所向与之俱。”这个“所向与之俱”也就是走到哪儿带到哪儿。他之所以被曾公亮推荐是因为他在崇安、海陵、江源、泗州做地方官时，“清徳”便以服众，口碑甚好。作为清德的象征，鹤与琴自然是“与之俱”的。再则，“弹琴旧治俄三政”显然是语意双关，既用《吕氏春秋?察贤》中“宓子贱治单父，弹鸣琴，身不下堂，而单父治。”的典故，又是弹琴这个具体行动的记录，在江原弹琴而治。至于为什么《梦溪笔谈》单单在帅蜀时提到，是因为“蜀风素侈，公单车就道，以琴鹤自隨，蜀人安其政，治声甚藉，”（《梦溪笔谈?人事一》）这时琴鹤已不单是清德的象征，还在向历来奢侈的蜀人宣示简朴的表率作用，有特殊的意义就特别揭出了，沈括在这时写琴鹤是有深意的，并非此时才携琴鹤来。后来他任杭州知州，再移知成都时，年纪已老，途经淮水，放鹤投龟，有“马寻旧路知归去，龟送长淮不再来。”（转引自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）的句子，最后一次入蜀已没有龟鹤相随了。 　　据以上分析，“闻卿匹马入蜀，以一琴一鹤自随，”是指初次入蜀任江源时。 　　二0一三年三月十六日识于蜀州接曦楼